正派社会与正派的人
一
那天去看电影《白鹿原》，散场后百思不得其解：为什么对 于黑娃、田小娥这些二十年前让我血脉贲张、眼红心热的角色通 通无感，反倒是白嘉轩、鹿三这两个古板硬气到冥顽不化的老家 伙叫我感怀不已？
毫无疑问，我既不认同白嘉轩代表的纲常伦理，更不接受鹿 三的杀人行径。思来想去，只有一种解释：白嘉轩与鹿三这一主 一仆，尽管地位悬殊，但穷且弥坚的品性却是出奇的一致，无论 大时代如何变迁动荡，也不管社会怎样信仰大破、人欲横流，在 他们的眉宇间总能找到“堂堂正正，自尊正派”这八个大字。
没错，就是“堂堂正正，自尊正派”，虽然白嘉轩不能与时 俱进，虽然鹿三有些愚昧甚或残忍，但是他们始终把腰板挺得直 直的，试图活出一个人样来。
白嘉轩无疑浓缩了中国儒家的道德理想人格，然而，这样的正派人生绝非儒家精神的专利，正所谓“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”，
非儒家传统的西方人同样推崇并且能够培育出正派的品格。 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就给我们讲述了类似的故事，在不久前
的美国总统竞选造势大会上，米歇尔自述她的父亲是城市水厂的 一名泵浦操作员，患有多发性硬化症，饱受病痛折磨，不良于行， 但是米歇尔从小看到的却是这样一番场景：每天早晨，父亲抓紧 他的助步器，用浴室的洗脸池支撑着自己的身体，缓慢地刮好胡 须，扣好制服去上班。当结束了漫长的一天工作后，他再一点一 点地挪步上楼回家，拥抱米歇尔和她的哥哥。
米歇尔说：“无论多么艰难，我父亲从未请过一天假……” 为了让兄妹俩接受良好的教育，父亲哪怕贷款也要资助他们读大 学，“他从未让我们因为姗姗来迟的支票而错过任何一个报到截 止日期”。对于父亲来说，衡量生命成功与否的方式就是“能否 靠工作让自己的家庭过上体面的生活”。
这个家庭之所以能够安贫乐道，“不嫉妒其他人的成功，也 不在意其他人是否比他们拥有更多”。是因为他们相信这个国家 能够给他们未来，相信这个制度能承诺他们希望——“哪怕你出 身贫寒，只要你努力工作，做好本职，那么你就能让自己过上体 面的生活，而你的子女和他们的孩子也会过得越来越好”。
也正是因为能够积极地接受并且认同政治制度，因为有了父 辈的言传身教，“我们学会了做自尊正派的人——努力工作远比 挣钱多少重要，帮助别人比自己争先更有意义。我们学会了做诚 实守信的人——要讲究真相，不能妄图走捷径或耍小伎俩，以及 公平争取来的成功才算数”。
美国《赫芬顿邮报》评价这场演讲：“包含了个人情结与国
家政策，可算是米歇尔迄今为止最为政治化的一次演说。”然而 在我看来，米歇尔的演讲之所以成功，不在于它的政治化，而恰 恰在于她还原了政治的本来目的，让人们明白政治不应该是尔虞 我诈的权力斗争，而应该是并且始终是关乎国民的良善生活，是 为了让千千万万的个体能够过上有价值、有尊严的正派生活。
二
据说完整版的电影《白鹿原》，最后一幕发生在鼎革之变后， 已经荣升滋水县第一任县长的白孝文在群众集会上侃侃而谈，垂 垂老矣的白嘉轩站在台下无声地咳嗽，在西北漫天的狂沙中，慢 慢地弯下腰去。
我愿意把它视作一种隐喻。虽然孔子说“导之以德、齐之以 礼，有耻且格”，但是当儒家的道德理想脱离了赖以依存的文化 土壤和政治架构，“有耻且格”（羞耻心与正义感）便将面临皮 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结局，因为在残酷的政治现实和强大的意识形 态宣传攻势面前，再挺拔的脊梁都会以不自觉的方式弯曲。
1952 年，“三反五反”期间，中国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在清 华大学做思想检查，几次下来，群众“反映很好”，但领导却认 为他“问题严重”“不老实交代”。逻辑学家金岳霖前去探望意 志消沉的冯友兰，神情激动地对他说：“芝生，你问题严重啊， 你一定要好好检查，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。”冯友兰喃喃自语：“我 问题严重，问题严重……”说罢，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相拥而泣，涕泗交流。下午时分，冯友兰继续做检查，这位曾经将人生境界
划分为自然境界、功利境界、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的哲人刚一开 口，就泣不成声，两个小时极其沉痛的自我剖析赢得全场多次掌 声，终于顺利过关。
自此以后，历经“五七”反右“文化大革命”，中国知识分 子的堂堂正正、传统儒家的自尊正派一路走低，直至“化作青烟， 驾鹤西去”。少数几个拒绝摧眉折腰的，要么从此缄默不语、自 动噤声，比如梁漱溟，要么历经磨难，生不见人死不见尸，比如 储安平。
有人这样总结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景观：1. 为了一点点利益 害人无底线；2. 有权的没权的都不看长线仿佛没有明天；3. 太多 人只关心结果，无所谓是非；4. 很多人幻想甚至崇拜不劳而获；5. 遇 事要么冷漠逃避要么阴阳怪气；6. 民族主义比色相更好卖。
假使此言不虚，那么我们真该好好琢磨，这个昔日德教甚隆 的文明古国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？
三
如果做个思想实验，把白嘉轩与米歇尔的父亲互换身份与处 境，我相信前者的腰板依旧会挺拔，而后者多半会在群众大会上 涕泗交流、泣不成声。
卢梭在《忏悔录》中写道：“我发现，一切都从根本上与政 治相联系；不管你怎样做，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 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；因此，‘什么是可能的最好的政府’这个大问题，在我看来，只是这样一个问题：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
造就出最有道德、最开明、最聪慧，总之是最好的人民？” 虽然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制度与人心的关系，但与此同时，另
一种声音也开始慢慢流行。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一句狠话：“民主 自由讲了这么多年屁用没有，要我也鄙视你们这帮讲民主的。” 读罢不由心下一惊，原来，在某些没挤上车的人眼里，最该责怪 的既非插队加塞的乘客，也非开黑车售假票的司机，而是那些试 图重建秩序之人。
转念一想，也是，当希望一再落空，而现实又因为希望的若 有若无而益发显得难以忍受，常人自会产生一种厌烦和不耐，并 且，这种厌烦与不耐常常不是指向问题的制造者，而是指向希望 的提供者。
这种论调虽不科学，但也并非完全不合情理，我猜想他们的 心路历程是这样的：你们总是在口口声声地批评制度，可是制度 的改变不仅遥遥无期而且根本不知从何入手，你们自己对此也心 知肚明，但还是像老和尚念经一样没完没了，就好像只有你们高 瞻远瞩，只有你们头脑清明不装睡，谁比谁差多少？够了，不要 再向我们提供“虚假的希望”，我们已经受够了。
人们之所以会对某种表述感到厌烦，或者是因为它被重复多 次以至于有了审美疲劳，或者是因为它被教条地应用以致成了包 治百病的万灵丹。但是，也许这个表述并没有打算包治百病，它 在特定的语境下仍有其实质意义，也许有时候我们要抑制住审美 疲劳反复重申之，因为问题还是那个老问题。
比方说，7 月 21 日，北京暴雨，房山区遭到重创，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救了当地的两家人，当北京市政府启动救
济方案时，他却因为没有北京户口而不能享受救济，谁能说这不 是户籍制度所导致的问题？
再比如，9 月 22 日，北大法学院召开的随迁子女异地高考研 讨会上，来自黑龙江的金女士失声痛哭，因为她的孩子一直在北 京上学，有完整的学籍，但在高考来临之际，却面临既不能在北 京报名也不为黑龙江接受的两难困境，全家陷入巨大焦虑中，谁
又能说这不是户籍制度所导致的问题？
四
作为社会中的人，每个人都追求“在他者中的自我存在”， 我们既可以从他者那里赢得“荣誉”（honor），也可以从他者那 里遭致“羞辱”（humiliation）。以色列政治哲学家马格利特说， 虽然荣誉和羞辱在人类生活中都占据着核心位置，但是相比之下， 消除令人痛苦的恶（羞辱）要远比创造让人愉悦的善（荣誉）更 为紧迫。
对于分分秒秒生活在现代国家中的个体来说，最大的他者不 是别人，就是那个无处不在并且自始至终影响甚至决定着我们生 活远景和性格养成的政治制度。因为不是生在北京，所以即使舍 身救人也无法享受最为基本的灾后救济，因为没有北京户籍，所 以即使拥有完整的学籍也无法在北京参加高考。凡此种种，借用 马格利特的观点，就是赤裸裸的“制度性羞辱”。
所谓“正派社会”就是“制度上不羞辱所有人”的社会。对于一个民主社会，它的正派就体现在“保护社会成员不受自由市
场的羞辱”，比如“重视贫困、无家可归、剥削、恶劣工作环境、 得不到教育和健康保障等等”。而对于一个正在迈向或者宣称准 备迈向民主的社会，它的正派就还需要表现在保护社会成员不受 肆意妄为、不受约束的政治权力的伤害。
我们曾经有过正派的人，他们堂堂正正，自尊正派，慎言笃行， 有耻且格。但是社会并没有保护好这些正人君子。从“三纲五常”， 到“红五类”“黑八类”，再到城乡二元户籍制，总有一部分， 甚至是大部分人被排除在外。
也许时间会促成正派社会以及正派的人快点出现，就像米歇 尔所说：“我也许没有机会实现梦想，但也许我的孩子们会有…… 也许我的孙子孙女们会有……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