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张国荣:禁色的蝴蝶》作者洛枫是一位研究流行文化的学者，一位诗龄不短的诗人，同时，她也是一名“哥迷”。这本《张国荣:禁色的蝴蝶》以张国荣作为演艺者的角度出发，论辩和论证他在舞台上、电影里的艺术形象——或许，先从张国荣的生命历程及其与香港流行文化历史的关联说起，再阐释他的演艺风华。

 

——梁文道
熟悉洛枫的都知道，张国荣对她的人生意义，绝非学术研究对象那么轻省。她完成华文界首本哥哥研究读本，学术价值自然无庸置疑，但作为她的友人，我更庆幸她借此走过幽微深谷，把生存能量注入学术生命，成就出双赢的美满终局。
——汤祯兆

早闻洛枫在书写“哥哥”，一直期待，在走入那异色无边的世界，这“戏迷学者”在心往神驰之外，必也曾触着了艺术孤绝唯美的衣角、陷进迫视死亡阴影的幽谷，这是以生命关照生命，难得是把个人与社会的盛衰起落扣连——何妨把《禁色的蝴蝶》都成一阕给“哥哥”与这个城市的颂歌、哀歌与情歌。
——潘国灵

左手百合右手枪，洛枫的写作在张国荣身上汇合。她用诗歌语言表达最深的痴迷，又用理论子弹守护偶像的天空。终于，我们可以对哥哥说，放心睡吧，有人站岗。
——毛尖

在《禁色的蝴蝶》中的张国荣与他人所描述的有所不同。洛枫的论述中所勾画出来的张国荣是一个以服装、身体和声音去实践艺术理念的艺术家。他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，他清楚地知道自己要什么，他对周围环境与条件有着清醒地认识，他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达到目的，他还有足够的能力去实现。他杀出一条血路，这条路上至今后无来者。
——豆瓣网友（蒙莎）

忆记张国荣的二三事
二00一年的秋天，我为了出版《盛世边缘》一书，需要为其中一篇讨论任剑辉与张国荣“性别易装”的文章配置图片，便通过小思(卢玮銮)的帮忙联络哥哥张国荣，希望他可以在不收分毫的情况下，准许我和出版社刊用他的照片。然后得来哥哥的回复，有两项要求：第一是必须把文稿送过去给他看，看看我到底写了些什么。第二是我挑选的照片不够漂亮，他要另行提供几张效果理想的给我。隔了些时候，收到他转过来的剧照，其中有一张“白娘娘造型”，原是他为电影《霸王别姬》而拍摄的，后来没有采用，所以照片是从未公开曝光的，而且他手上也只有这张孤本，没有底片，叮嘱我们千万不可丢失，至于我的文章，哥哥说能将他跟所喜爱、尊敬的任姐(任剑辉)相提并论，是一件令他很高兴和自豪的事情。
二00二年二月，张国荣应小思的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演讲，讲述他如何演绎李碧华的小说人物，跟他见面时互道安好，他笑称我做“小朋友”，我戏说“你也不比我年长多少！”是的，他看来年轻儒雅，而且谈笑风生，喜欢用幽默机智的言语善意地捉弄人家，眉梢眼角尽是风情，又带着待人以礼的真诚，敏锐于别人的反应与情绪。及后，我向他提了一个问题：李碧华小说《霸王别姬》的第一版，原是对“同性爱”采取宽容、平和及自然的态度，但经由陈凯歌改编之后，却带来影片极端的“恐同意识”，扭曲了同性爱自主独立的选择意向，而作为一个认同同性爱的演员，他又如何利用自己的演出艺术，来颠覆影片的恐同意识呢？哥哥的回答是令人动容的，他说他看过原著小说，也和李碧华谈过，但他很能理解作为中国内地第五代导演陈凯歌的个人背景，成长于“文革”的他，处身于仍然相对保守的氛围下，还要面对影片海内外市场发行的顾虑和压力，他有他的难处；而作为一个演员的自己，最重要便是做好本分，演好“程蝶衣”这个角色，同时尽量在影片可以容纳的空间内渗入个人主体的演绎方法，把程蝶衣对同性爱那份义无反顾的不朽情操，以最细腻传神的方式存活于光影之中，让观众感受和明白。随即哥哥即席示范了两套表情和动作，对比怎样才能透过眼神和肢体语言，反射程蝶衣对师哥段小楼情意绵绵的关顾。
回忆这二三事，重看《霸王别姬》的片断，便能深深觉察张国荣是一个很有自觉意识的演员，明白每个演出的处境，同时更知道在每个处境的限制中能够做些什么，才可让“自我”的演出超越限制而升华存在。正如这个章节开首引述他的说话，他已经不单是一个“明星”，而是“一个真真正正的演员”，这个“演员”的身份，不但见于电影菲林的定格，亦可观照于他在舞台上的举手投足，所谓“演出”，就是给予自己以外的另一个角色活泼灵动的生命，使那角色因自己而存活，也使自己因那角色而蜕变万千不同的姿彩，而这本《禁色的蝴蝶》，便是以张国荣作为演艺者的角度出发，论辩和论证他在舞台上、电影里的艺术形象——或许，先从张国荣的生命历程及其与香港流行文化历史的关联说起，再阐释他的演艺风华。

四月的蝴蝶
如果“死亡”是一个“蜕变”的仪式，我会用“蝴蝶”作为张国荣的死亡标记，那不单是因为来自《梁祝》的“化蝶”典故，在现代的诠释里带有酷异的身影，同时也为了蝴蝶斑斓的彩翅、层层剥褪生命的演化，符合了张曾在舞台上、镜头下的千面形态。张生前死后留下的最后歌曲，都与蝴蝶有关，林夕填词的《蝶变》诉说人面的多变与人心的善变，犹如蝴蝶从毛虫而来，令人捉摸不定也无从窥探表里的矛盾或一致；而周礼茂填词的《红蝴蝶》，却写生命瞬间的绚丽如蝴蝶短暂停驻，精致、柔美，但脆弱而且不堪一击！张国荣与蝴蝶，共有的贵族气质，在童话的原型里，象征任情率性、傲慢自我和浮游不定，而“死亡”或“化蝶”，或许灰飞烟灭，但光影里的声情仍能为张的倒影造像，回溯他生前死后的音乐、电影与图像，恍若再巡回2003年4月的死亡仪式——四月是残酷的季节——英国诗人艾略特(T．S．Eliot)说的，当雨水混和泥土腐朽的气味，蝴蝶又再翻飞的日子……

颠覆“恐同意识”的易装演出：《霸王别姬》
我做《胭脂扣》的十二少和做《霸王别姬》的程蝶衣，其实都有迹象看到我的演技方法，我就是我，每次演绎都有自己的影子。
一九九三年由陈凯歌导演的《霸王别姬》，是张国荣最具体的易装演出。这部电影开拍的初期，戏中乾旦程蝶衣一角，导演原本属意由拥有京剧底子而又具备国际市场价值的尊龙担纲，但后来因种种条件无法达成协议才改由张国荣主演，而在这选角与磋商期间，张国荣为了能成功争取程蝶衣的角色，故意替《号外》杂志拍了一辑青衣造型的照片，借以显示自己“女性造型”的可塑性与可信性“。然则，张国荣何以要费尽工夫与心力争取“程蝶衣”这个角色呢？而程蝶衣的性别易装对他来说，又代表了什么意义？从舞台上演出者自我投射的角度看，张国荣的易装又如何颠覆了这部电影潜藏的“同性恋恐惧症”(homophobia)呢？
论者讨论陈凯歌的《霸王别姬))时，多从国家的论述和(中国)文化认同上看”，少有从同性恋或性别易装的问题上看，甚至有论者指出《霸王别姬》表现的是“政权朝移夕转，可是中国不变”，并且透过程蝶衣这个角色，引发一连串的认同过程：“程蝶衣—虞姬—京剧—中华文化—中国”，表现的只是一个空洞的、想象的中国埒。这些论述，触发了两个问题：第一，是论者没有顾及电影《霸王别姬》背后还有一个原著小说的文本，李碧华这部《霸王别姬》小说与陈凯歌的电影最大的不同，在于前者显露的同性恋意识比后者来得自然和开放，而后者在扭曲同性恋的关系之余，同时又把原著中有关香港的场景彻底抹掉，变成是导演个人对历史和同性恋纠缠不清的心结；第二，在上述一连串的认同公式上，张国荣作为性别易装者的媒介位置究竟在哪里？换言之，是我们如何看待张国荣易装演出的主体性？正如张国荣指出：“我做《胭脂扣》的十二少和做《霸王别姬》的程蝶衣，其实都有迹象看到我的演技方法，我就是我，每次演绎都有自己的影子。”所谓“每次演绎都有自己的影子”，是指表演者与角色之间的认同关系，换句话说，在阅读张国荣在《霸王别姬》中每趟的易装演出，例如他在京剧舞台上扮演的虞姬、《贵妃醉酒》里的杨贵妃和《游园惊梦》里的杜丽娘，都必须联系张国荣作为易服者的主体意识，从张国荣这种自我投影的演出方法，可以看出这些易服后的女性人物，实在已包含了表演者本身的性别认同。
《霸王别姬》讲述乾旦程蝶衣在政治动荡的时代里，跟师兄段小楼(张丰毅饰)纠缠数十年的恩怨爱恨，他不但以戏台作为人生的全部，甚至期望以戏中才子佳人的角色与师兄长相厮守，无奈段小楼流水无情，心中只属意菊仙(巩俐饰)，以致程蝶衣的付托如落花飘零，无处归落，因而更致力抓紧舞台上的刹那光辉，期求戏台的灯彩能恒久照耀他和小楼的爱情传奇。从这个同性爱情的脉络看，便可察觉蝶衣的“乾旦”身份不但是戏曲演艺的行当，其实更是他本人性别的取向，他沉醉于虞姬、杜丽娘等古代女子的命运，每趟扮装易服，都展现了他／她对小楼的情愫，套用电影中袁四爷(葛优饰)形容蝶衣的说话，那是“人戏不分，雌雄同在”。事实上，蝶衣对“戏台”的迷醉已达入艺术最高的疯魔境界，那是以身代人，执迷不悟，至死不悔！小楼骂他“不疯魔不成活”，他也默然承受，而且甘愿泥足深陷，因为对蝶衣来说，没有人戏可分的世界，人即是戏，戏台也就是人生。因此，他可以无视于现实环境的限制、时代剧烈的变迁、政治风起云涌的波涛，而只一心一意终其一生的在台上演好虞姬这个女子的角色，侍奉在心爱的霸王(段小楼)身边，当这份情爱无法实现时，他只能选择死亡，仿照人物的结局，用自刎的方式完成戏台人生最后圆满而完美的落幕。当然，程蝶衣的悲剧在于他混淆了戏内戏外的界线，无法在时代的洪流中把捉真假难辨的爱情，但他一生的艺术意境也在于这份执迷，一种人戏融合一体的升华，“易装”的每个身段就是他的本相，而他的本相也投影于虞姬、杜丽娘、杨贵妃等众多女子的举手投足间。张国荣的妩媚演出，无论是随意的回眸、低首的呢喃，还是板腰的娇柔无力，或悲怨的凝神，都活现了这些女子(以及程蝶衣)内心层层波动的情感，而让观众人戏不分的自我投影——我们在看程蝶衣的易装，也在看张国荣的变换性相，程蝶衣与张国荣也融为一体，恍若是张生而为蝶衣，而蝶衣也因张的附体而重生，可一不可再。李碧华曾经说过，她笔下有两个角色是因张国荣而写成的，一个是《胭脂扣》的十二少，另一个是《霸王别姬》的程蝶衣，这种“度身订造”的人物形象，进一步说明了程蝶衣与张国荣不可割离的艺术结合；反过来说，导演陈凯歌也曾经言明当世之中除了张国荣，根本没有人能替代演出程蝶衣的角色。至此，所谓“人戏不分，雌雄同在”，既是程蝶衣的人生写照，也是他／她与张国荣的镜像关系，是艺术境界中最深刻、最蚀骨销魂的层次。
张国荣在关锦鹏《男生女相》的访问中，曾坦白地承认自己是一个性格阴柔而又带有自恋倾向的人，他觉得自己的特点是敏感，尤其是对爱情的敏感，而观众也认同了他这些细腻、细致的特质，难怪关锦鹏也回应说：在张国荣的易装电影中，不知是这些阴柔的角色造就了他，还是他本人造就了这些角色？！至此，二人的对话，颇带点“人生如戏，戏如人生”的况味。事实上，如果没有张国荣，又或者是换上了尊龙，我相信电影《霸王别姬》台上台下的易装演出不会那么细腻传神，他幽怨的眼神、缠绵的情意，或甜蜜的娇羞与含蓄腼腆的温柔，并非一个在没有认同女性特质之下的演员所能做到的，换言之，是张国荣对女性身份的认同，让他通过易服的形式，发挥他的女性特质，两者的关系犹如银币的两面，易装者与表演的角色已合二为一，有如镜子的“重像”(double)，互为映照。然而，有趣的是李碧华小说的第一版，原是对同性恋采取宽容、平和及自然的态度，但经由陈凯歌改编之后，却带来影片极端的“恐同意识”，扭曲了同性爱自主独立的选择意向，而我也曾因应这个问题询问张国荣本人，以他这样一个游走于性别边界的人，如何面对和处理这部电影的恐同意识？他说他很明白陈凯歌的政治背景、意向和市场压力，而作为一个演员的他，最重要的便是借用个人的主体意识，演好“程蝶衣”这个人物的深层面向，在影片可以容纳的空间范围内，将程蝶衣对同性爱那份坚贞不朽的情操，以最细腻传神的方式活现银幕，带动观众的感受。